罗时进
“瞿冠群先生走了！”传来的消息非常简短，但已足令人震惊和悲哀。我随即驱车奔向设在螺丝浜小区瞿老的灵堂，拜祭这位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后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如泣如诉的哀乐，流淌着我的心情。
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都有几位“镇馆之宝”，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有两位文献学专家闻名遐迩，一位是夏淡人先生，一位是瞿冠群先生。两位先生都是常熟古里人，且都曾治业于常熟铁琴铜剑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古籍版本精熟到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且都写得一手极好的字。与夏先生相比，瞿先生讷言，而且多少还有些口吃，不善与人交流。也许正是这个天生的“缺陷”，使他长期沉浸于文献的王国中，将全部精力、智慧、情感投入到版本目录之学，终成一代文献学大家。
瞿冠群，原名崇堦，字冕良，冠群是他的别名。1924年7月生于常熟，后入赘太仓。幼承家学，通于国故，渐长对新旧学术多有涉猎，然其职业选择竟是中医。他起初立志于悬壶济世，并有了担任北平国医砥柱月刊社璜泾分社主任的一段不凡的经历。1950起步入高校图书馆，为了编《俄文略语》和馆藏俄文书目录，开始学习俄语，居然“自学成才”，不仅能胜任编录俄文书目的工作，并且能翻译俄文著作。这种翻译能力首先与他的医学修养融铸而显示出能量。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他先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民保健问题》、《癌的发生原因和防治》、《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和家长们谈谈健康问题》、《儿童神经质的预防和治疗》、《酒癖与戒酒》等医学译著和科普专著，并在苏州医学院《医学语丝》上长篇连载《神经官能症的预防与治疗》。这些作品已经超出了他当年的中医专业范围，进入到现代医学领域了。
上世纪前20年间出生的一批江南知识分子，很多都成为精英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识修养之形成，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非常难得的是，传统的家学和勤劬的努力，使他们的学术转型总是非常成功。1960年当瞿冠群先生的《癌的发生原因和防治》出版后，其主要精力便转向到古典文献上了。所谓转向，其实是向文献世家的回归。这一回归，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科普专家，而古籍文献学界则多了一位东南巨擘。
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长期设在红楼，那时对瞿冠群先生这样以馆为家的学者“制度”上是很宽松的，即使他一般不住家中而愿独宿红楼，也一如其愿。如此一来，瞿先生有了全天候与古籍厮磨的条件。
这是一个痴迷了几十年的过程，其情今人绝难想象。你在红楼的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他，他手上总有一册线装书在手，眼睛贴得很近，一派专注的神情旁若无人，似乎一定要从字里行间乃至书缝中挖出点什么来。什么叫“啃书”，大概就是如此情景。常常半夜想到一个问题，要核对某个版本，便随即下床进库取书回室，青灯之下，夜读黄卷，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这般功夫持之以恒，图书馆的十多万册古籍他几乎全都亲摩一遍，校内外人士来查阅资料，只要报出书名，不要查卡片目录，便可以直接从某库某架上取出，还会略带口吃地向你介绍一下相关版本知识，或收藏其书的典故，让你享受一通“耳食之福”。
与许多腹笥深厚却述而不作的老派学者不同，瞿冠群先生著述极为勤勉，先后发表了《清代怡府藏书小议》、《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关于<室名别号索引>增订本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参加编著《文献学辞典》、《历代文学名篇辞典》、《江苏旧方志提要》等；与华人德先生合作编纂了《中国历代名人图鉴》、《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一时甚得隆誉，海内外学者引用率极高；与江村先生合作出版的《陈璧诗文残稿笺证》，成为国内学者研究陈璧这位早已佚名的清初作家的唯一文本依据。他个人则独力完成了《版刻质疑》、《常熟先哲藏书考略》等著作。
所有这些无疑奠定了他在文献学界的地位，对他而言则似乎只是在为心中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做能量的储备。上世纪70年代末，瞿先生决定将其平生所思撰为《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为自己做一个学术总结，也给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留一份独特的遗产。《辞典》包括版刻名词、刻字工匠、刻书家、抄书家和版本方面的著述等, 所列词目逾两万。这浩繁的内容将由他以一人之力开山采石，工作量实在巨大。资料太多了，用专用卡片抄录，对他来说已属难以承受的奢侈，后来只能将废纸集中起来，裁取可用的部分，用蝇头小楷抄录。就是这样的“纸片”，竟装了足足两大麻袋！
刻书家、抄书家的事迹在历史文献中或有事迹可考，但刻工多数生活于社会底层，他们创造了文化产品，却最不为人注意，瞿冠群先生特别将他们纳入了研究视野。也许年轻时家族盛世早已成为门第的记忆，自己亲历的却是清寒困顿，这使他最能理解底层文化人的境况和作用，因此他要为古代千万刻工立传！这是极为复杂的学术工作，许多刻工的名字不仅不见于题跋，亦不见于正页，而要在书缝中寻觅。更为不易的是，刻工姓名常用同音字代替，署名亦多省略，且合刻署名、署名倒刻、刻工自造字署名在在皆是，考辨之难真如攀蜀道。
最艰苦处见精神，也最显示价值。十年寒暑，数易其稿，150多万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终于199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国学宗师钱仲联先生评云:“词目二万,煌煌巨帙。成自一手,精力迈伦。眼明如月,心细于发。是为版刻之学海, 辞典之奇峰。”著名图书馆学家杨殿珣先生为《辞典》所作序言中, 极赞其“毅力非凡”，“ 目光如炬, 心细如丝”。该成果于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第四届国家辞书评奖中荣获了一等奖，海外汉学界也对此给予了关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激赏此著，同时又寄赠了一些他未能经目的珍贵资料。对于一些古籍海内已佚而在国外尚存，年近八十的瞿先生“喜出望外”，随后决心根据新发现的海内外文献对原著再加增补。又是数年功夫，原著由150多万字增广到200万字，2009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再版，2011年列为全国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再次受到新闻出版总署表彰。
在中国古籍文献学领域，编著如此巨帙所需要的几十年冷板凳功夫，当今恐无几人能下了。瞿冠群先生自谓“愿倾涓滴酬江海”，而人们赞扬他“窗外枯荣份外事，只争春夏与秋冬”，这种真正学者的境界又有几人能臻？古典文献学，尤其版本目录学当今的景况实在不容乐观，大家绝少，传人稀落。一棵大树倒下，随之出现的那个巨大空白，是很难填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瞿先生驾鹤西去，真令人无限痛惜！
我和瞿先生的交往是比较迟的。1990年代后期，苏州大学参与了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重大项目重编《全唐五代诗》的科研工作，编委会办公室设在我校，吴企明教授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其时瞿先生已经退休，我们就请他加盟编委会办公室。虽然他并非研究《全唐诗》的专家，但那深厚的古典文献学的功力对唐诗学资料整理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推进，我心中一直深怀感激。那一阶段，也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版本知识。
不久，我进入钱仲联先生门下，师从钱师攻读明清诗文博士研究生。很巧梦苕庵室在螺丝浜1号，每次到钱师家上课总要经过瞿先生的住所，这样就有了顺便到号为“勺园”的“瞿氏居室”问安的机会。再后来我任校图书馆馆长，瞿先生已经因身体原因常年住在福利院了，每年辞旧迎新时我便去那里看望他。前年寒冬看到瞿先生床前还放着一叠研究资料，他说“正在整理一些过去的学术笔记”。感动之余也为他高兴，因为这是他身体状况尚好的最好证明了。
去年腊月，瞿先生看上去气色还不错，只是腿脚极不方便，临别时他执意一定要送我们几步，那情景多少让人有些揪心。没想到，那次作揖告辞竟成永别！此刻无限哀思流注在笔下，我愿瞿先生在那片天国，能真正憩息下来；而我们今后走进红楼，或翻开《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也定然不会忘记这位平生勤劬不懈的学者，这位东南文献学的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