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中华读书报》对苏州大学图书馆文化建设情况作整版报导。
守护人文精神：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文化建设
——访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罗时进教授
读书报：罗馆长，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您做《数字化条件下守护古典传统，建构人文格局》演讲的消息，报道中赞扬您演讲“体现出深厚的人文气息和学者韵味，发人深省”，能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吗？
罗时进：这件事有些偶然。“2012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6月中旬在我校举行，这是中国高校图书馆最高层级的年度峰会，云集了国内外150所高校近400名图书馆馆长和专业人员，筹备时商定由我做一个主旨演讲。原来有个底稿，但听了部分专家的发言后，我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从文化角度展开，便临时重新写了一个稿子。没想到还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走下讲台一些专业刊物编辑就希望我将演讲稿给他们发表。
读书报：是换了主题，还是改变了论述视角？您是国内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方面的专家，这个“临时性改变”是否和您的专业认知有关？
罗时进：与论坛主题还是切合的，但论述的视角确实改变了。这与我的专业认知不无关系，但更主要是与我近年来对“大学”的感知，对“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思考有关。
读书报：“大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过去谈论的人很多，但近些年谈“大学”必谈“学科”，很少有人谈“图书馆”，更很少有人谈“图书馆文化”。
罗时进：这正是问题所在。大家谈“大学”与“大楼”、“大师”的关系，很少涉及与“图书馆”的关系，而恰恰“大师”离不开“图书馆”的“大楼”。这个“大楼”与学校其他“大楼”相比，形神都不相同，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但事实上在许多高校，和“学科建设”相比“图书馆建设”就边缘些了。我校情况好得多，各方面都比较重视，所以我们开展工作有良好的环境，这很重要。
读书报：您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大学’的本义被肢解，‘大’与‘学’形实割裂，前重后轻，‘大’越来越彰显，而‘学’越来越稀释。”这个批评很尖锐，那么您认为对此大学图书馆承担什么责任呢？
罗时进：图书馆能力有限，充其量是个“有限责任公司”，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应努力在“大学”中增加“学”的内涵。对图书馆而言，这是主要的，也是永恒的责任。中国的图书馆是从藏书楼演变而来的，自古以来藏书楼就是学问之所蕴，学术之所胚，也关乎学者之所成。从本质意义上说，现代图书馆并没有改变这个功能，只是更注重读者利用了。
读书报：我理解您的意思，图书馆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学馆”。这似乎有“复古”的意味，与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是否相去遥远？
罗时进：中国高校发展中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我们很少意识到，那就是古典性、人文性的丧失。我在海外一些大学客座过，也曾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或访问。总的感觉是，国际上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现代性之外，总保存着一些古典性，有深厚的人文感。不仅是建筑外观，还有内在气质。这里并不是说综合性的历史悠久的大学才有古典性和人文感。我访问过海外一所建校时间才几十年的科技类高校，校园内没有大建土木工程，山水形神依旧，一派古雅清幽。在我看来，“水”和“泥”是最原始的物质，是生态的基本要素。一个地方“水”和“泥”的关系如果没有异化为满眼“水泥”，其实就体现出古典性、人文性了。举这个例子是说，对古典性、人文性的理解不必太狭隘，它体现于物质层面，更体现于精神层面。
读书报：图书馆这个“有限责任公司”能对高校精神层面建设起什么作用呢？
罗时进：图书馆既是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文化机构，具有文化的现场展现和延伸辐射功能，将图书馆文化建设好，对高校精神生态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读书报：但数字图书馆建设一般被认为是主流方向，也是各个高校图书馆建设的重点。
罗时进：是的，数字化、智能化，在当代社会非常重要。今天的大学，对科学技术高度重视，是正常的，也很必要。图书馆对学校发展的显性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数字化的各种要素对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这个责任决不能忽视。如果说，数字化是当今高校图书馆的意义体现，力量所在，只要不作绝对化的理解，其实并不错。这也是我们近年来在学校支持下大力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意义。没有数字化，高校图书馆没有当下，更没有未来；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唯有数字化，没有人文性，图书馆的当下是残缺的，未来极易被颠覆。
读书报：这个提法很新颖，有实践和理论根据吗？
罗时进：图书馆学界很多有前瞻意识的管理者和专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一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晓林馆长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李欣副馆长的发言重点也集中于这个话题，他们的思考非常富有启发性。试想一下，只要有需要、有条件，大型数据库建设在今天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一个现代化城市甚至一个开发区都可以做。如果认为数据资源加网络环境之和就是图书馆，则图书馆的前途是危险的，因为那只要建一个数据中心和网络中心就足矣。没有人文性和文化内涵，图书馆很容易被取代，甚至被颠覆，这绝非危言耸听。
读书报：对于图书馆建设，业内有“技术派”和“人文派”之分，您是否属于“人文派”？
罗时进：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并不认同。“技术”和“人文”，是个观念问题，观念是会转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观念呢？五年、十年、三十年中，将几番东风，几番西风？一个高校图书馆内的部门和人员可以有技术和人文之分，但作为“图书馆人”，则应该是技术和人文相结合、相融通的整体。
读书报：图书馆馆长的思维对图书馆发展有很大影响，难免会有“派”的倾向吧，向“东风”，或向“西风”？
罗时进：我认为作为图书馆馆长要做“两面派”：一面向前瞻望，跟踪最现代的数字图书馆技术，打造一个高度现代化，至少达到基本现代化水平的数字图书馆；一面向后转身，回视古典传统，守持人文精神。其实这几年我和馆里其他几位管理者同心齐力，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上投入的精力是相当大的。但数字化建设的同时，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学科内涵，人文格局和文化价值，否则在工具理性的思潮下，图书馆可能会“沦落”为“工具的工具”了。
读书报：您提到的数字化、学科化、人文化，是否可以看作当今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三个维度”？
罗时进：可以这么说，但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的“图书馆文化”理念统摄起来。“数字化”发展本身就包含了科技哲学，是数字文化问题，不是纯粹技术路线的实现。“学科化”关键是如何以相关专业研究来进行学科建设，包括如何采访配置资源，分析知识关联，进行知识发掘，有效查询索引，学科馆员与学科衔接，建设特色机构库，长期保存数字资源，推进开放获取，甚至建立未来的语义网、智慧馆……这些都属于学科化问题，体现了图书馆的本质要素，也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表征。至于“人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是“图书馆人”与“读者”关系的认知和处理。
读书报：有人认为这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罗时进：表面上看，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但实质意义是很不一样的。以“水”和“鱼”来打比方，过去往往认为，图书馆这池“水”要有读者之“鱼”来游，才有生气。这是基于“我”是“主”，“你”是“客”的思维，很容易变成“客随主便”。现在应把问题“倒过来”看，即读者是“水”，只有读者漾漾溢溢，图书馆人才能“如鱼得水”，才有活力。这就是说图书馆因读者而存在，其价值以读者而显现。重新认知和定位“水”与“鱼”的角色关系，是图书馆“人文化”的根本，所谓人文环境、服务态度、满足方式，都由此而生。
读书报：图书馆的“人文化”与资源结构有没有关系？我指的是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人文科学资源与自然科学资源，古典学术资源与现代学术资源。
罗时进：有关系。当然资源结构与高校性质有关，综合型与非综合性大学需求自然不同，非综合性大学中各类院校也有各自应有的典藏构成。但总的来说，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不能只重数字资源而淡漠纸质资源。大学终究要有“书香”，图书馆更不能没有“书香”。现在许多学生，包括研究生唯数字资源而求，却不肯亲摩书籍，这是很不正常的。数字技术、网络环境日新月异，它使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更便捷，也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
但当社会离传统文化、离原典阅读方式越来越远的时候，大学不妨“保守”一点，大学图书馆的骨子里尤其应保存点“象牙塔”的气质。图书馆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激进式地“与时俱进”。在大环境剧变中，你能守护一点传统的东西，就有特殊价值。大家看苏州，在现代化发展中，传统的元素保存得还比较好，人们反而向往之，就是这个道理。图书馆决不能以弃绝传统来发展数字化，包括资源结构，要兼顾多种需求，不能偏至一端。我们学校纸质与数字资源、文理科资源、古今文献资源大致平衡，近几年纸质图书借阅量也未见下降趋势，颇令人欣慰。
读书报：好，罗馆长，最后请谈一下您对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看法。这个问题目前各方面都很关注。
罗时进：从大的方面说，这需要顶层设计，综合实施。目前高校图书馆资源和设施还存在一定局限，向社会开放与为本校师生服务也有一定冲突，完全开放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大学对社会应承担文化责任，高校图书馆“拆墙”是趋势。目前有些能够做的事情可以先做，比如适度开放阅读空间，预约进行文献传递。另外数字资源有条件远程访问，也可以先行一步。这是数字化图书馆发展中新的文化课题，我们要做好这个题目。
读书报：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罗时进：这件事有些偶然。“2012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6月中旬在我校举行，这是中国高校图书馆最高层级的年度峰会，云集了国内外150所高校近400名图书馆馆长和专业人员，筹备时商定由我做一个主旨演讲。原来有个底稿，但听了部分专家的发言后，我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从文化角度展开，便临时重新写了一个稿子。没想到还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走下讲台一些专业刊物编辑就希望我将演讲稿给他们发表。
读书报：是换了主题，还是改变了论述视角？您是国内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方面的专家，这个“临时性改变”是否和您的专业认知有关？
罗时进：与论坛主题还是切合的，但论述的视角确实改变了。这与我的专业认知不无关系，但更主要是与我近年来对“大学”的感知，对“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思考有关。
读书报：“大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过去谈论的人很多，但近些年谈“大学”必谈“学科”，很少有人谈“图书馆”，更很少有人谈“图书馆文化”。
罗时进：这正是问题所在。大家谈“大学”与“大楼”、“大师”的关系，很少涉及与“图书馆”的关系，而恰恰“大师”离不开“图书馆”的“大楼”。这个“大楼”与学校其他“大楼”相比，形神都不相同，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但事实上在许多高校，和“学科建设”相比“图书馆建设”就边缘些了。我校情况好得多，各方面都比较重视，所以我们开展工作有良好的环境，这很重要。
读书报：您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大学’的本义被肢解，‘大’与‘学’形实割裂，前重后轻，‘大’越来越彰显，而‘学’越来越稀释。”这个批评很尖锐，那么您认为对此大学图书馆承担什么责任呢？
罗时进：图书馆能力有限，充其量是个“有限责任公司”，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应努力在“大学”中增加“学”的内涵。对图书馆而言，这是主要的，也是永恒的责任。中国的图书馆是从藏书楼演变而来的，自古以来藏书楼就是学问之所蕴，学术之所胚，也关乎学者之所成。从本质意义上说，现代图书馆并没有改变这个功能，只是更注重读者利用了。
读书报：我理解您的意思，图书馆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学馆”。这似乎有“复古”的意味，与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是否相去遥远？
罗时进：中国高校发展中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我们很少意识到，那就是古典性、人文性的丧失。我在海外一些大学客座过，也曾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或访问。总的感觉是，国际上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现代性之外，总保存着一些古典性，有深厚的人文感。不仅是建筑外观，还有内在气质。这里并不是说综合性的历史悠久的大学才有古典性和人文感。我访问过海外一所建校时间才几十年的科技类高校，校园内没有大建土木工程，山水形神依旧，一派古雅清幽。在我看来，“水”和“泥”是最原始的物质，是生态的基本要素。一个地方“水”和“泥”的关系如果没有异化为满眼“水泥”，其实就体现出古典性、人文性了。举这个例子是说，对古典性、人文性的理解不必太狭隘，它体现于物质层面，更体现于精神层面。
读书报：图书馆这个“有限责任公司”能对高校精神层面建设起什么作用呢？
罗时进：图书馆既是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文化机构，具有文化的现场展现和延伸辐射功能，将图书馆文化建设好，对高校精神生态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读书报：但数字图书馆建设一般被认为是主流方向，也是各个高校图书馆建设的重点。
罗时进：是的，数字化、智能化，在当代社会非常重要。今天的大学，对科学技术高度重视，是正常的，也很必要。图书馆对学校发展的显性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数字化的各种要素对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这个责任决不能忽视。如果说，数字化是当今高校图书馆的意义体现，力量所在，只要不作绝对化的理解，其实并不错。这也是我们近年来在学校支持下大力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意义。没有数字化，高校图书馆没有当下，更没有未来；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唯有数字化，没有人文性，图书馆的当下是残缺的，未来极易被颠覆。
读书报：这个提法很新颖，有实践和理论根据吗？
罗时进：图书馆学界很多有前瞻意识的管理者和专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一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晓林馆长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李欣副馆长的发言重点也集中于这个话题，他们的思考非常富有启发性。试想一下，只要有需要、有条件，大型数据库建设在今天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一个现代化城市甚至一个开发区都可以做。如果认为数据资源加网络环境之和就是图书馆，则图书馆的前途是危险的，因为那只要建一个数据中心和网络中心就足矣。没有人文性和文化内涵，图书馆很容易被取代，甚至被颠覆，这绝非危言耸听。
读书报：对于图书馆建设，业内有“技术派”和“人文派”之分，您是否属于“人文派”？
罗时进：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并不认同。“技术”和“人文”，是个观念问题，观念是会转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观念呢？五年、十年、三十年中，将几番东风，几番西风？一个高校图书馆内的部门和人员可以有技术和人文之分，但作为“图书馆人”，则应该是技术和人文相结合、相融通的整体。
读书报：图书馆馆长的思维对图书馆发展有很大影响，难免会有“派”的倾向吧，向“东风”，或向“西风”？
罗时进：我认为作为图书馆馆长要做“两面派”：一面向前瞻望，跟踪最现代的数字图书馆技术，打造一个高度现代化，至少达到基本现代化水平的数字图书馆；一面向后转身，回视古典传统，守持人文精神。其实这几年我和馆里其他几位管理者同心齐力，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上投入的精力是相当大的。但数字化建设的同时，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学科内涵，人文格局和文化价值，否则在工具理性的思潮下，图书馆可能会“沦落”为“工具的工具”了。
读书报：您提到的数字化、学科化、人文化，是否可以看作当今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三个维度”？
罗时进：可以这么说，但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的“图书馆文化”理念统摄起来。“数字化”发展本身就包含了科技哲学，是数字文化问题，不是纯粹技术路线的实现。“学科化”关键是如何以相关专业研究来进行学科建设，包括如何采访配置资源，分析知识关联，进行知识发掘，有效查询索引，学科馆员与学科衔接，建设特色机构库，长期保存数字资源，推进开放获取，甚至建立未来的语义网、智慧馆……这些都属于学科化问题，体现了图书馆的本质要素，也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表征。至于“人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是“图书馆人”与“读者”关系的认知和处理。
读书报：有人认为这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罗时进：表面上看，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但实质意义是很不一样的。以“水”和“鱼”来打比方，过去往往认为，图书馆这池“水”要有读者之“鱼”来游，才有生气。这是基于“我”是“主”，“你”是“客”的思维，很容易变成“客随主便”。现在应把问题“倒过来”看，即读者是“水”，只有读者漾漾溢溢，图书馆人才能“如鱼得水”，才有活力。这就是说图书馆因读者而存在，其价值以读者而显现。重新认知和定位“水”与“鱼”的角色关系，是图书馆“人文化”的根本，所谓人文环境、服务态度、满足方式，都由此而生。
读书报：图书馆的“人文化”与资源结构有没有关系？我指的是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人文科学资源与自然科学资源，古典学术资源与现代学术资源。
罗时进：有关系。当然资源结构与高校性质有关，综合型与非综合性大学需求自然不同，非综合性大学中各类院校也有各自应有的典藏构成。但总的来说，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不能只重数字资源而淡漠纸质资源。大学终究要有“书香”，图书馆更不能没有“书香”。现在许多学生，包括研究生唯数字资源而求，却不肯亲摩书籍，这是很不正常的。数字技术、网络环境日新月异，它使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更便捷，也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
但当社会离传统文化、离原典阅读方式越来越远的时候，大学不妨“保守”一点，大学图书馆的骨子里尤其应保存点“象牙塔”的气质。图书馆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激进式地“与时俱进”。在大环境剧变中，你能守护一点传统的东西，就有特殊价值。大家看苏州，在现代化发展中，传统的元素保存得还比较好，人们反而向往之，就是这个道理。图书馆决不能以弃绝传统来发展数字化，包括资源结构，要兼顾多种需求，不能偏至一端。我们学校纸质与数字资源、文理科资源、古今文献资源大致平衡，近几年纸质图书借阅量也未见下降趋势，颇令人欣慰。
读书报：好，罗馆长，最后请谈一下您对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看法。这个问题目前各方面都很关注。
罗时进：从大的方面说，这需要顶层设计，综合实施。目前高校图书馆资源和设施还存在一定局限，向社会开放与为本校师生服务也有一定冲突，完全开放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大学对社会应承担文化责任，高校图书馆“拆墙”是趋势。目前有些能够做的事情可以先做，比如适度开放阅读空间，预约进行文献传递。另外数字资源有条件远程访问，也可以先行一步。这是数字化图书馆发展中新的文化课题，我们要做好这个题目。
读书报：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用实践注释“图书馆文化”
——苏州大学图书馆文化建设纪事
苏州大学图书馆承续东吴大学的学脉，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一本题为《世纪鸿影》的老照片册告诉我们，这里浓缩了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历史的斑斓影像。
图书馆是大学校园的标志性建筑。苏大本部图书馆经过几年前的大幅改建，典型的民国风与老东吴大学哥特式大楼融为一体，而独墅湖新校区的莲花型馆楼则以水乡风格造型引人注目。其中不但藏有300多万册纸质图书、110多万种电子图书和几乎国内外所有的重要数据库，近年来还“典藏”了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科技查新工作站（综合类）、苏南地区文献中心，而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数字图书馆研究所、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机构也陆续成立。前沿新潮与古厚典重，在苏州大学图书馆融汇一体，焕发着光彩。
记者走进本部馆大厅，见到了当下很“潮”的电子读报器，每天国内一些重要报章“随手可翻”。系统部俞巧根主任介绍：资源浏览器、多功能电子屏幕等只是近年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一些“边角”。学校这些年重视度高，投入大，数字图书馆建设从基础设施到高新设备几乎全都“换代升级”，不但RFID自助借还系统投入使用，存储容量也已由45T扩容到300T。他说“在地方高校中这算是‘鳌头’了” 。
推广服务部的黄湲丹正在编辑门户网站信息，记者浏览了一下，门户网站上与“数字图书馆”同等级的关键词是“图书馆文化”。罗时进馆长解释说：抓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同时，要抓图书馆文化建设，这是近年来苏大图书馆人的共识。“图书馆是一个物质实体，更是一个精神空间；应是文化环境最佳的场域，要将‘文’‘化’入图书馆的各个方面，创造出符合大学使命的精神生态。”
制度文化，是苏大图书馆人很熟悉的一个概念。本着开放办馆，“以读者之水养图书馆之鱼”的理念，这几年馆里废除和改进了不少旧条文，小至改变以往不能自带书籍进入阅览室的规定，大至请学科专家和师生参与资源建设；在更高层面上，则是以制度保证廉政办馆。记者在图书馆门户网站上看到，除了“书刊荐构”、“咨询台”之外，还设有一个特别的“议馆台”。馆党委书记周建屏告诉我们，这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接受批评监督的通道。
如何创新服务文化，读者部馆员们提出了攀人缘、结书缘、建学缘的“三缘”说。记者对他们“攀人缘”增加用户期望、信任、体验，保证读者的文化权利和隐私权，同时建构IC、轻阅读空间，增加用户亲近感的做法很感兴趣。在本部馆和独墅湖新校区馆一楼，可以看到咖啡厅内学生们正一边读书，一边交谈，“轻阅读”显然受到欢迎。而在独墅湖校区古籍特藏部，明式风格的桌椅和红木质地的书橱，气息古雅闲适，这种阅读环境自然会深得读者喜爱。
“服务文化”和“学术文化”是这些年苏大图书馆“驱动前进的两个轮子”。记者在门户网站上看到2009年举办苏州大学图书馆第一届学术周的信息，交流论文中遴选出的部分作品已结集出版，而2011年第二届学术周论文集的编辑也进入了程序。放在我们面前的三本“原初”的“分论坛”作品集，淡蓝色封面，一派素雅，其中有些选题还比较前沿。
在学术文化氛围中，年轻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钱燕、朱琴等一批馆员先后考取在职博士，成为骨干力量。梁爽，是学术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这位工人编制的图书文献编目员，是全校职工中唯一自学成才的“工人硕士”。两届学术周她都提交了论文，《CNMARC中个人名称字段的著录》入选了首届学术周论文集，而总结工作实践写成的《盗版书举例及其识别》又获得第二届学术周优秀论文奖，不久前已在《图书馆杂志》公开发表。“是学术文化活动推动了我，提升了我”，梁爽很有感慨。
今年初春，苏州大学图书馆创办“文化研修组”的举措在江南高校引起了关注。罗时进馆长和几位“管家”提出创意，成立“图书馆环境文化”、“图书馆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图书馆阅读推广文化”、“图书馆数字文化”和“江南地域文化”五个研修组。全馆人员自由报名参加，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而方式、地点则由民主推荐出的召集人安排。如果组织省内外图书馆文化考察，馆里提供一切支持。
据介绍，研修活动“报名相当踊跃，每组十人左右的预定数都突破了”。其中“江南地域文化研修组”是以“吴文化数据库（网站）项目组”的班底形成的，馆内文史专业的博士、硕士和图书情报专业馆员相辅相成，以文化研修助力项目建设，该数据库获得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特色数据库三期立项资助。最新传来消息，项目已经完成，经CALIS专家组验收顺利通过，并获得一等奖的殊荣。（张维锦）
《中华读书报》2012-6-27